第一章 安慰劑、故事闡述，以及現代醫學的誕生
醫學史其實就是安慰劑效應的故事。――安慰劑研究學者亞瑟・夏皮羅（Arthur Shapiro）與路易斯・莫里斯（Louis Morris），1978年
回想一下你上次頭痛吃止痛藥的情形。那顆藥長什麼樣子？藥丸的大小和形狀如何？是白色還是粉紅色？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藥丸上需不需要有品牌名稱的壓印才會讓你比較安心？
再來，回想一下你吞藥的時候的感覺。是不是藥一下肚，你就能想像藥的分子把清涼、舒緩的效果散播到你的頭部？你是不是馬上就覺得比較好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止痛藥都需要15到20分鐘才會發揮效果。這種一吃了藥，不適症狀馬上得到緩解的感受很多人都經歷過──這就是安慰劑（placebo）效應，或許是暗示與期望最純粹的展現。placebo這個字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我將取悅」（I shall please）；最初安慰劑指的是所有能在病人身上發揮作用的惰性物質，例如糖片、生理食鹽水、假手術（sham surgery）等，且往往搭配一些障眼法，效果通常只持續不到一天，偶爾會更久。換句話說，這種治療其實就是「什麼也沒做」。但在期望的世界裡，只要用對了包裝方式，什麼都不做的力量有時比做了什麼更強大。
這裡所謂的「包裝」是因人而異的。至今科學家仍在設法了解安慰劑效應的成因。它是心理學、化學和遺傳學的綜合體，再輔以說故事的力量。一切都取決於安慰劑的登場方式，例如頭痛藥就以西藥的形象來包裝，凡是你已經對它養成信任感，它就能帶來舒緩的效果。但除此之外還有無數利用安慰劑的方式，科學家仍在持續發掘中。
與流行的觀念剛好相反，安慰劑並不是利用花招或詭計來治療容易上當或性格軟弱的人，而且效果也不必然是暫時性的。事實上，安慰劑效應是一種可測量的實質大腦活動，不該受到輕視不說，更是現代製藥業的基石；對某些人來說，還是通往健康和幸福人生的入場券。但它有時候很複雜，而且平心而論，確實使醫生和病人雙方都非常困惑。我舉個例子來說明。
2003年，娜塔莉・葛拉姆斯（Natalie Grams）是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在德國海德堡的一間醫院工作。當時她對醫療的看法與任何一位醫生都是一致的：疾病是人的生理狀況出了問題，只要了解其中的機轉，對症狀做出正確診斷，給予適當的治療，就能戰勝疾病。她治療病人的方式和很多醫生差不多，一一從症狀下手，花幾分鐘問診、收集資訊，然後就開藥。
有一天，她在路上轉過一個彎，從此命運就改變了。那時她開著車快要到家，對面突然有一輛車逆向行駛到她的車道上。為了避免迎頭撞上，她只得急打方向盤，結果車子衝出路面，因為轉彎過猛，沿著邊坡往下翻滾了好幾圈，衝進林子裡。葛拉姆斯奇蹟般從汽車殘骸中走出來，除了頸部有點扭傷以外，沒有任何外傷。但不久之後，她開始出現嚴重到失能的恐慌症，發作時彷彿快要窒息。最初還只是造成生活困擾，後來變成必須正視的大問題。有一次她正在手術室工作時突然發作，才驚覺這個症狀已使她心神耗弱，或許會對她的病人造成致命危險。她諮詢了多位醫生，檢查是否有肺功能問題、感染，以及其他五、六種可能的肇因；也試過看精神科，服用抗焦慮藥物，但全都無用。最後，她尋求順勢療法的協助。
順勢療法是19世紀初德國一位名叫山姆・哈尼曼（Samuel Hahnemann）的年輕醫師發明的，他對人性的觀察非常敏銳，厭惡當時的醫療手法，特別是放血。他認為和他同時代的醫生對患者造成的傷害比幫助更多，深信最佳的治療往往是靜養與健康飲食。他對各種不同的偏方非常著迷；他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發現健康的人服用奎寧（治療瘧疾的藥物），會出現與瘧疾相似的症狀。
疾病與療法之間的這種相似性，會不會正是治癒的關鍵呢？或許醫生需要的療方，在包裝上必須與疾病本身非常類似。他是這麼解釋的：「以同治同」（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r），也就是以同類來治癒同類。這是個很有力的概念，在直覺上頗為可信。另外，哈尼曼還假設，緩解症狀的並非化學物質本身，而是其中的本質成分（essence）；因此，你可以把解藥用水稀釋，直到其中的化合物不復存在，但水卻能帶有解藥的「本質」，以治癒病患。
「我本來不相信，」葛拉姆斯告訴我，「我以前從未接觸過這種所謂的『醫療』方式。但［順勢治療師］在我身上花的時間讓我非常詫異；在她眼中，我是個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堆症狀的集合體。當時我想，『這就是我的醫療生涯中缺失的部分。』」
葛拉姆斯的順勢治療師建議她服用顛茄（belladonna），這是一種有毒的灌木植物，歷史上常被用來進行政治暗殺。當然，她不是要服用純的顛茄，而是用水稀釋一兆萬載倍（novemdecillion）的顛茄，也就是1份顛茄溶入10的60次方份水。換句話說，溶液中的顛茄分子早已一絲不留，剩下的只有水而已。
沒有任何科學道裡可以說明，為什麼處方藥都治不好葛拉姆斯的恐慌症，顛茄（更不用說是徹底稀釋後的顛茄）卻辦到了。但事實擺在眼前，她的症狀消失無蹤。葛拉姆斯完全啞口無言；她推論，這個不可思議的治療技術背後，一定有某種未知的、還沒有人研究過的潛伏機制在運作，只是科學還沒發現而已。她不顧同事警告這可能會毀了她的醫師生涯，決定成為一名順勢治療師。她以順勢療法執業七年，三年後開了自己的診所。
她的處方針對的並非患者的症狀，而是他們描述症狀的方式。例如同樣是胸痛，若患者的形容是「壓迫感」、「胸悶」，她採取的治療方式會與表示「有灼熱感」的病人完全不同。那段時間葛拉姆斯有一位病人深受憂鬱症所苦，甚至無法踏出家門。她做過好幾年的心理治療和冥想，結果卻變得極度孤僻而消沉，並開始酗酒。葛拉姆斯和她聊了好幾個小時討論病情，發現她的悲傷可追溯至童年時她和父母一起逃離納粹的那個嚴寒的夜晚。有趣的是，每到寒冷的德國冬季，她的症狀就會惡化。
秉持「以同治同」的原則，葛拉姆斯根據數十年前那個寒夜的力量開了一道處方――常規劑量的融雪；換言之，就是水。很神奇地，經過幾次療程之後，治療真的開始發揮效用，這位婦女的症狀改善了，不再酗酒，最後還開始到鄰近城鎮拜訪親友。每當覺得憂鬱或焦慮即將發作時，她就會拿一瓶融雪出來服用。
葛拉姆斯的診所不斷成長，後來她當順勢治療師的收入遠超過當醫師。因此她決定寫一本書說明順勢療法的力量，目標讀者是像她的老同事（還有以前的自己）這種懷疑順勢療法的人。她打算透過實徵證據，證明順勢療法是有效的，進而證實哈尼曼的哲學。
但她愈深入研究科學文獻，就愈發現，她所實行的順勢療法根本找不到任何審慎的科學根據。少數幾項宣稱獲得小幅成功的研究，通常不是受試人數太少、具有統計偏誤，就是在研究中使用的藥物稀釋程度都不像一般順勢療法這麼厲害（亦即含有較多的有效成分）。順勢治療師的論點是，一切的療效都是靠著某種神祕的有效成分在驅動，但數十年的研究都找不出任何東西。有一個質疑順勢療法的組織叫做「10:23」，為了點出這個問題，甚至喝下整瓶的療劑作為宣傳噱頭，證明順勢療劑是不會「服用過量」的。這個舉動背後的邏輯是：不可能「過量」的東西，怎麼可能含有有效成分？經過數百次的試驗之後，多數科學家得到的結論是：順勢療法的療劑，其實就是安慰劑。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順勢療法確實改善了葛拉姆斯自己、她的病人，以及其他成千上萬人的健康，且是現存最受歡迎的另類療法之一。如果它不是真的，為什麼效果會這麼好？葛拉姆斯一開始根本就不相信順勢療法的真實性，又怎麼會有安慰劑效應？
從本質上來說，順勢療法是透過專家的故事闡述來創造暗示――這是一把鑰匙，能解開我們大腦中神奇的期望之鎖。想想葛拉姆斯的順勢治療師花了多少時間與她交談，葛拉姆斯又花了多少時間設法理解病人的故事。這不是心理治療；心理治療的目的在於讓患者正視、面對、理解或克服困擾他們的問題。我們無法確定葛拉姆斯的病人嚴重的憂鬱症狀，是不是來自數十年前那個恐怖的夜晚。但這不是重點。「那晚的事可能是憂鬱的肇因」這個暗示，讓患者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這就夠了。我們聽見的、或是告訴自己的故事，會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觀點。葛拉姆斯非常專業地選出一個讓病人最有共鳴的故事，將之轉化為助力，幫她脫離那種將她束縛在家的強烈恐懼。
然而，葛拉姆斯在寫書的那一年，慢慢意識到自己可能是個騙子。「那是非常難熬的一年，」她說，「許多個夜晚我都難以成眠，也掉了很多眼淚。到了某個階段，我甚至覺得害怕。我知道來求診的病人都有很嚴重的問題，比如癌症、憂鬱症或慢性疼痛。」
但她還是克服了痛苦的情緒，把書出版。但她在書中並沒有幫順勢療法說話，反而指責它只不過是個很有說服力的故事，由細心、熟練的照護者來闡述。書出版的那一天，她關閉了診所，永遠離開順勢療法的世界。如今，她專心當一個母親，並努力推動德國大專院校及醫療執業界捨棄順勢療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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